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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杭州回北京的第二天，就独自开车往大兴方向去了，上了车；只记得一个西红门的地名，输入导航要一个半小时的路程，一边开车一边在后怕自己的冲动，车已经在高速公路上，没有后退的可能。脑海里所有的信息，都是前几天在微信上看到的：一场大火，西红门，在北京零下四度的寒夜里，被驱赶的人群，满大街流离失所的低端人口，黑衣人。 导航把我带到西红门。从高速公路下来，整齐的大街上，左边是一座现代建筑售楼处，不会走错吧？时间已是下午四点，还有一个小时就天黑了，我开始后悔上路前为什么不仔细查一下出事的地点，为什么不早点过来，怎么就一个人过来，应该叫上阿真……。此时导航的声音还在告诉我，下一个红绿灯路口将要往左转，就在我停车在道路最左侧准备左转时，前方路段的右侧，在蓝色围墙内，我发现一片废墟。我急忙把蓝色吉普车停靠在路边，拿起照相机和手机就过去了，没走几步发现照相机的电池没装上，赶紧回头去拿。那天有点风，冷的直哆嗦，心想这么冷的天气，那些被赶到大街上的人……。一想到这里，脑子就断路，气愤和绝望的情绪直冲脑门。取上电池装上，迟疑一下，又拿上一个小的尼康相机，怕我残废的手按快门不利索。走十几米到路口，过马路看到“宏康路”的牌子，正好遇到一位推着自行车的大妈走过来。 “请问西红门拆的房子是在这儿吧？”我还在怀疑自己是不是找错路了，怎么记得有一个什么牌楼的。 ”都在这儿了，这一片全拆了！”突然她警觉地问我，“你是干什么的？”她的问话，才让我发现她手臂上戴的袖章，八成是街道的维稳大妈， “拍照片的，就拍几张照片，没别的。” 她看看我，摆摆手，”大冷的天儿，真是的？好吧！进去拍吧！都拆了，这条路到尽头，全都给拆了，你拍吧！拍吧！！”说着，她摇摇头，骑上车子走了。 我快步进入被蓝色彩钢板围起来的现场，绿色的网罩住废墟，一把粉红色椅子倒在地上，想象一个小女孩，在仓惶的逃离中，还来不及把她的椅子带走。我一张接着一张快速地按下快门，只后悔自己来晚了，没看到那些被驱赶的人群，眼下的情景，让我无法停止的想呐喊和哭泣。面对这个残酷的现实，就像一个旁观者而无能为力。废墟下埋葬着一个个流离失所的人在寒风中决绝的失望。晚霞映照着残墙断壁，随着时间推移，我的焦距也变得越来越模糊不清。深深吸一口气，深一脚浅一脚的走下这个冤魂不散的地方，快步跑着钻进车子里，打开暖气到最高档，心冷的都不知道自己的心在哪里？ 记得那位大妈说过，“这条路走到底全拆了！”我启动汽车往左拐，一路上右边的风景线在黑暗中变得更加黑暗，这条路比我想象的还要长，还要悲凉。街道的左边是一排排高层的居民楼，我不知道那些住在里面的人，是如何目睹着这场浩劫？或许他们都麻木了，就如同看一场电影大片，无动于衷地从头到尾的默默观看。 我怎么都觉得这个地方不是前几天微信上说的那个地儿，我怎么都得找到那个有牌楼的地方。突然想起崔灿灿在微信上写过一篇文章，我转发过，后来文章被删了，灿灿又发图片版，我又转发了。停下车查看手机，文章还在，开头一句话就是：“11月26日晚，我开始出发去大兴红门镇的新建村……”。赶紧输入“大兴红门镇新建村”这几个字到导航，以为就在附近的，竟然还要三十分钟。天已经完全黑了，去不去？还在犹豫不决，本能地踩下油门上了高速公路辅路。看一眼时间是五点二十，正赶上最拥堵的高峰期。北京真的很大，这么多年我还是第一次到这里。盘旋在高速公路上的弯道一个接着一个，三百六十度的大环绕，让我的心口有点颤。这几天接连不断的刺激，神经已经崩的很紧，别有什么一个闪失。我紧紧抓住方向盘，就如同抓住自己的命根子一样。那些黑衣人的影子总在眼前，前几天血压上升到148，总有一股死去的阴影在后背升起。 终于下了高速，在导航指令引导下，快到目的地的一个左转弯口被堵住，近十分钟才一点点挪到路口。一辆大货车横在转弯处，不像是车祸，但这个没有红绿灯的十字路口，却摆放着几个石头路基，好像故意不让大货车进入似的。我擦着货车左侧过去，还得预测从前面过来的车辆。 进入新建村，没有一点人气，前几天在微信上看到外地人砸北京牌照汽车的新闻，还是有点让我恐惧，那么显眼的撒哈拉牧马人蓝色吉普，不会成为村民仇恨的发泄对象？我缓缓的往前开，根本不敢下车拍照。在一排垃圾桶跟前停下，见到几个人站在哪儿，我打开车窗问候他们，     “嗨！大爷，这里都没有人了。” “这里原来可热闹啦！都给赶走了，一下子人都没了！”我举起相机想拍他来着，可他用手遮住自己的脸，“你别拍我，我们小老百姓惹不起！” “我不是媒体，是自己拍着玩的。” “谁知道你们是哪里来的，我知道你们拍了也发不出去，发了也被删了！”说着他转过身，双手背在身后，消失在微暗的路灯下。我的心一下子沉重的抬不起来，他什么都知道，什么也不想说。我真想追上去给这位心寒的大爷一些温暖的话，可面对这座空城，只能远远的望着他，无语的绝望。我继续往前开，右转看到一条比较宽的街道，有一些车辆在这条路上缓慢行驶，可能是像我这样的好奇客，匆匆而过地看个究竟。一扇透着光的门吸引我把车停下来，我隔着铁栏住的门望去，看出是一些仓促离开的痕迹，凌乱无序的就像刚刚经历一场劫难。在九天前，这里发生的事情，让北京人寒了心。 在北京大兴红门镇的新建村，由于一场大火，死了十九个人。尸骨未寒，在西方感恩节那天，新建村就开始了一场大清理，在零下五度的天气下，竟然把这个村子的人全部赶走了。三天北京竟然驱赶了三百多万外地人。主流媒体看不到任何报道，但微信媒体上的视频和文字，是那么真实地摆在我眼前。大量的文章被删除，大量的文章又被重新发出来。在这个微信平台上，涌动着民心所向，也看到世态炎凉。这个残酷的事实，在刷屏了一个星期之后又风平浪静。     我无法平静，相信历史又在预示着一场变革的可能。对人权的践踏，在二十一世纪的中国北京，竟然达到如此境地，这在人类历史上是一个耻辱。作为旁观者，只有记录这段历史，才感到自己还活着。到现场去，是我目前唯一能做的。 一条村落的小巷，很窄，路灯还亮着灯，我往前走几步，按下快门，又走几步，又按下快门。周围死一样的静，这里曾经住过的人在一夜之间都消失了，一股凉气从脚底跟往上冒，好像把我身上的阳气全部吸干。恐惧让我停住脚步，一个转身往回走，再也不敢回头。上车打开热气，竟然冒出来的全是凉风，一路上我不停地旋转空调按钮，可没有一丝热气冒出来。 回到家，我全身是冰凉的。 肖鲁 2017年12月1日于北京斜屋

  回忆；就如同一张泛了黄的旧照片，老眼昏花时，模糊不清的视线，带着忧伤和美好，时而露出微笑，时而咽下眼泪。 我是1979年上的中央美术学院附中，校园位于中国美术馆东侧的一座灰色的四层楼。那是文革后第一届招生，来自全国各地的学生都是百里挑一的，一个个可牛了！记得刚一进学校，听说我们附中的丁景文校长是毛主席的警卫员。那年头，能跟毛主席那么近的人，心目中自然高大而神秘起来。还听说，是丁校长请毛主席给中央美术学院附中题字，后来中央美院就把附中两字去掉，这不；美院还是借了附中的光。 那一年共招生39名学生，女生占10个名额。记得入学的第一天，我和另一位从上海来的女生一起走进二楼的女生宿舍，迎面走来一位个子高高，一口纯正京腔的女同学， “我是那东燕，你们是从上海来的吗？告诉你们，我最讨厌上海人了，心眼儿忒多。” 那有这么欢迎新同学的，我一下子懵了。但慢慢的，我却喜欢上这个那东燕的直截了当，而且还成了好朋友。 上附中的年龄大约在十六，七岁，青春期的敏感，被管制在一个几乎封闭的时间和空间里。这是附中的作息时间表： 6:00起床 6:10晨练 7:00——7:30早自习 7:30早餐 8:00——12:00业务课 12:00中餐 13:30——17:30 文化课 18:00 晚餐 19:30——21:30晚自习 22:00 熄灯 从这个作息中可以看出来，白天可以自己支配的时间很少。上下课的节奏被排的满满的。只有到晚上十点钟熄灯后，一天中最有聊的时刻到了。女生宿舍里叽叽咋咋又窃窃私语的，经常是为了孩子是怎么生出来的？还有男人和女人那点儿搞不清的事儿，争得不知所云。 现在年轻人很难想象那个年代的无知和单纯。但偶尔的局部开放，也是现在难以想象的。1979年的北京王府井，每个周末，文化部直属的八大艺术学院，在一家电影院里，竟然能看到一部部没有任何删减的国外原版片。当时我们拿到的电影票总是在楼上最后几排，可见美院在八大学院中的位置。《法国中尉的女人》，《查特莱夫人的情人》……，都是在那时看的。电影中的性爱镜头，刺激着情窦初开的情愫。有一次电影结束回到学校，一个男生大叫起来，“外国电影里可以公开耍流氓！”青春期压抑的变态，至今还深埋在我的潜意识里。 一年后这个看内部片的特权，不知什么原因被取消。看不了内部片，只能看公开放映的电影，最让我难忘的是《佐罗》和《少林寺》这两部电影。记得《佐罗》看的是夜场，我们几个女生晚自习没结束就出校门了，可电影看完学校的大门已经关了。可能是《佐罗》电影里的镜头还在刺激着我们的神经，二话没说，几个女生说爬墙就上去了。就在我们从墙头跳下来的那一刻，被黑暗中的王应芳老师抓了个正着，还为此挨了处分。看《少林寺》就更离奇了，记得就因为这部电影，附中的一帮女生跑去练武功了。那时候美术馆东侧花园里有一批练武之人，我们到了那儿就说要拜师学武。师傅问起缘由，我们说，“因为看了《少林寺》！”就这么简单的一个冲动，每天我一大早起来就跑到对面的花园里，站桩，吊带，还学通背拳和女子防身术。 记忆中附中的男女性是不说话的，这是一幕最常见的情景：男生和女生面对面走来，就在见面的一霎那，头一低，像见了鬼一样的走过去。青春期压抑的变态，是因为对性的恐惧，还是对性的无知？ 记得我跟男生走的最近的一次，是刚入学不久，附中的六个女生和六个男生结伴去了一趟长城。那是一个下雪的冬天，大家玩的真是太嗨了，直到最后一班回城的汽车要开了，大家还在磨磨蹭蹭的不肯走。 “我们在长城上过夜吧。”不知是谁在提议。 “太好了！”许多人呼应着。 “这么冷的天气，晚上怎么办？”有人问道。 “我们可以点篝火取暖，那有多浪漫。” …… 大家你一言我一语，寻找各种理由，只想把那莫名其妙的兴奋再延长下去。还是班长周彬比较坚决，“必须得回去，你们不走，我走！明天还要上课呢！” “上课有什么意思，明天还早呢。” “你们发疯了！”周彬不顾大家的反对，一个人独自往长城脚下走去。同学们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，极不情愿地，拖着脚跟走下长城。 也许是无法言说的兴奋，从长城回来的第二天，这批同学在班上又凑在一起。他们掩饰不住地聊起昨天玩的情景，可这一切成了其它男生眼中极不舒服的焦点。 “你们看到没有，他们在干什么哦？” “哈哈！给他们一大哄喔！” …… 刹那间，这批男生和女生背起了脸，突然停止了对话。而万万没有想到，这一次去长城的远游，却成了我在附中与男生在一起唯一的记忆。在以后的四年里，附中的男女生奇怪的；竟然都不说话了。 在一个“乱搞男女关系”被社会耻笑的年代，男女不说话或许是一种下意识的自我保护，但也更加刺激了对那个“乱搞”的胡思乱想。 附中期间我修过一年的学，所以和79届和80届都同过学，80届的女生原先共4名，女生宿舍是一间长条的房间，有路青，喻红，吕越，王艺勤，后来加上我。路青当时就住在我下铺，记得她一有空闲，总是对着窗前那个小圆镜子看。那时候还不太懂化妆，可见到路青在她那张脸上摸一些我不知道的东西，就是好看。她化了擦，擦了又化，就像在脸上画美人像。我经常在上铺默默地看着她好长时间，有时会情不自禁地冒出一句，“路青，你真好看！”每当这时，她就会转过脸来问我，“真的吗？我好看吗？”那时候，女孩子不怎么化妆，路青的行为就像一束刺眼的光环，留存在我附中美好的记忆里。 文革后被保存下来的附中图书馆藏书，在入学后毫无保留的对外开放了。早晚自习，看课外书籍占据了我大部分时间。还记得看《约翰.克里斯朵夫》，《邓肯传》，《安娜.卡列尼娜》时的兴奋，熄灯后还放不下，到床上打着手电筒在被窝里看。当时主要是西方一些哲学书和世界名著的再版。说实在，那些哲学书，我不知甚解的读着，真正能看懂多少难说。反正当时文化课教室里，课桌上都高高低低叠放着不同的书，似乎书的高度显示每个人知识的高度。看到谁桌面上有一本没见过的书，想尽办法借或者去买。在萃聚的辩论中，如果谁能引用一段哲学家的术语，就显得特有底气。八十年代年轻人对知识的追求和炫耀，是那个年代的时尚。它潜移默化地影响我们对校园外面世界的渴望，尤其是对西方世界的向往。 聊了那么多在附中艺术之外的事儿，是不是觉得我不务正业。可正是这些经历，刺激着我青春期发育不良的神经和思维错乱的躯体，它潜在地影响着我的生命与艺术轨迹。年轻时的失落与茫然，让我不知不觉地走向自己当时还不太清楚的当代艺术，26岁的我就像一个复仇女神，冲动地拿起了枪，在一个历史转折的激流中被托起又淹没。常听人说人是有宿命的，可是我命中发生的事情却常常与我的本意相违，在这个大时代中，个人是非常渺小的，也许是遗传母亲山东人的倔强基因，每到关键时刻，性格中的不妥协，总是让我在社会中活得更加艰难，但是坚守着自己的意志，是我唯一能做到的。生活和艺术搅拌着我度过五十多个风风雨雨，已经到了不惑之年，却还在疑惑这世间的阴阳与黑白。每当回忆起自己在附中的日子，总会伴着五味杂全滋味的翻滚。附中的教育，是封闭之下的单纯，就如同天国的纯净，它无法适应这世间的丑陋，其结果势必会走向极致。所庆幸的是，我还没有完全沉沦，生命的体验，在一次次拉锯中存活。用艺术表达我与这个世界的不确定关系，无意中成全了我在行为艺术中的许多偶发之亮点。可它的开始、发生和发展，总会伴随着我与社会与人之间的冲突，这或许就是我的宿命。 如今我住在北京郊外一个自己设计的斜屋里，与社会的距离感，让我能更加清醒自己的所在。每当无法言说的潜藏在我灵魂深处的兴奋点在脑中显现，每一个细胞在膨胀，每一个瞬间在延长，我屏住呼吸，静静地倾听和觉知，并沿着那个来自远方既熟悉又陌生的方向走去。     肖鲁 2017年11月3日于北京斜屋

2003年，我在798与李松松合租一间工作室，大概住了一年就离开了。所有对798的记忆大都模糊不清了。只记得2002年第一次去看空间，走过一条黑黑的走廊，两边都是空置的大厂房，走廊尽头往右拐，是东京画廊和黄锐工作室。